杂志约了我写“成长的经历”。这使我很惶恐，因为我知道谈“成长的经历”一定是那些成功者的特权，而成功之于我实在是一件很遥不可及的事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懵懵懂懂教了快三十年书，若说一点想法也没有，实在也是说不过去的事情，所以勉强说一点，或许对于年轻人有万一之用也还是足慰我心的。
我当初之选择师范专业，实在是因为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只剩教书一路。现在想来教书实在是一件大事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当的，所以很为自己当时的蠢念头而汗颜。不过在南师大，我受到了很好的国学的训练，徐克谦先生、程杰先生以及马景仑先生都可以算是一时才俊，在那样的环境里学到的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知识、对于古诗文的修养至今受用不尽。另外，那时候正在竞相引进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虽然食而不化，但是也算开阔了眼界，有了一点世界眼光做国学的背景，日后想来，也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先生其实也很寂寞，常常会来学生宿舍闲逛，天南海北的谈天，我就记得程杰先生一个裤管高一个裤管低，手持一锅稀饭，当街和学生聊学术问题的情境。这种学术活动有时候也会“正式”起来，移师教室，堂而皇之的名之曰“研讨会”，但是师生混杂，人人可以发表意见，我记得自己就参加过一次，系里面的名流们悉数到场，我小子狷狂，发了一通谬论之后，昂然离场，事后居然还有老师专门找我讨论的，现在想来实在令人赧颜，但也可见那时风尚。说这些，无非是想说，做一个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底子是最重要的，而其中国学的底子是尤其重要的，我至今还能凑一点平仄，拽一点古文，而且思想还不至于太落伍，实在是和那时的训练分不开的。
另外一方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第一热爱的是哲学，而不是文学。在我看来，我的特长不是能够弄出锦心绣口的文章来，而是善于发现那些文章背后的东西，那些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中的“必然性”，——我以为哲学就是解决“所以然”的学问。所以，我讲语文，七成以上的力气花在解决那个所以然上。这和我从大学至今不肯放弃对于哲学的学习，终于让“穷究所以”变成自己的思想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以为，一门学科，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上，而要能够发现现象背后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之所以发生的那个必然性。叶圣陶老先生说“循路斯识真”，路，就是联系，而“真”就是背后那个“必然性”。你比如文言文的句子，有时候结尾时用“也”，有时候用“矣”，那么，为什么这里用“也”而那里却用“矣”呢，这里面的道理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气词”可以蒙混过关的，每用一字都有其中的道理在。我一直坚持认为动态的语言研究，尤其是深入到言说者的心境、言说环境（语境）的研究比静态的语言研究意义大得多。因为动态的语用研究，是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密切相关的。
我几次在教学比赛中侥幸获奖，也都和这样的追求有关。比如年参加全国语文教学比赛的时候，我讲《老王》，我发现文章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当杨绛看到老王常常进出的小院，就问他，这是你的家吗？老王说，我住这儿多年了。这个一问一答有些出乎意料，按照常理老王应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不应该用“住这儿多年了”来回答。这种违背常理的回答背后一定应该有深意在，循着这样的思路一路探究下去，文本的问题居然迎刃而解了。那次的比赛我侥幸得了第一名，或许和我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吧。而在“两岸四地同文异教活动”中，我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老师同台讲授《飞狐外传》（选段），着重让学生感受其中的悲剧因素，从而理解悲剧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如果说，我的课有什么追求，大概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有“由一推百”的能力吧。
在很多老师看来，我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有所谓“独得之乐”，有时候青年教师也喜欢听我解读文本。在我看来，解读文本，这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当行本色，但是近来似乎越来越变成可以炫技人前的事情了，这让我觉得有些沮丧。
在教学方面，我成长的经历或许也会对大家有一点启示。我上课的经历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的课堂追求“笑点”，每天课堂笑声不断，学生也很热爱我，但是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学生，学生说，光记得你说的笑话了，教学内容都忘记了。第二个阶段，我变成了“百家讲坛”的讲师，每节课都天上地下，小到一字一词的来历，大到历史哲学、审美理论，自己讲得兴味盎然，学生听得热血沸腾，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不如人意。自己反思，学生是一只小小的杯子，你真的拿一大桶水直接倒进去，小杯子里究竟能留下多少水呢？大家不妨自己去试试。这两个阶段，很让我沮丧，也让我早先自信满满的做老师的想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从心态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不自信，总是希望看到学生们热切地崇拜的眼光，似乎有了这一切才有了自己作为语文教师存在的信心和理由。现在想来，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自己对于教育、对于语文教学的理解还是浅表层面的。——当然也有收获，一是学会了调节课堂节奏的技巧，真要调整一下课堂情绪，还是积累了一点办法的；二是读了许多书，学会了融会贯通的思考方法，我以为学习最方便的法门就是将自己阅读思考的结论说给大家听，而那个阶段的“侃”为我积累学识学养，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重读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才真正地发现教育的本质就是交流。有人会说，孔子也重交流，苏格拉底也重交流，你为何独钟情于苏格拉底氏呢？原因是，在孔子那里，交流是传授他的思想的方法，是“术”层面的，而苏格拉底的交流则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是道的层面上的。明心即见性，禅宗如是说，其实苏格拉底氏的教学观念也做如是想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对于“追问”十分重视，在我看来“教”的过程实际上就发生在“追问”之中，追问则是“迫使”学生真正“明心”的有效手段。醉心于“问题串”，设计“问题情境”成为我这一阶段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