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岁月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发明与传承了丰富的民俗节物，让我们的年节在充满文化内涵的同时，具有人间趣味与民俗魅力。新年民俗没有因为王朝的代换与*治的兴替而湮没，年节节日物品不仅保持了基本形态，而且不断丰富与扩展，当然也有节物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已经消散，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留下的历史记忆依然鲜活。值得我们追溯与回味。
腊八粥
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腊八粥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临近时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
灶糖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之说。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勾。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称“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亦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样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剬百*，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压邪制*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护卫。后来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治家王安石有《元日》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谦之题桃符板，句云：‘宜人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当然古代还有“宜春帖”，这是立春时写的吉利文辞，贴在门楣上。它也是年节春联的来源之一（特别是春联的横批类似春帖文字）。明朝之后，过年写贴纸质春联，成为迎接新年的普遍民俗习惯。春联的最初起源虽在唐末五代，但以纸写联语并普及的时代，应该是在明清时期。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过年贴春联，在定都金陵之后，除夕前，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明太祖微服出行，见一人家没有贴春联，经询问，原来是一个阉猪的，他还没有请人写春联。明太祖一高兴，就挥笔写下了如下联句：“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下是非根。”这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也说明明朝春联比以前普及。以春联表示主人的心境，亦是古代联俗的传统。苏州人夏愈是明朝吏部小官，“清介而贫”。除夕，邀同乡学士钱溥和朋友沈粲在家中聚会，照例“当作一春联”，求沈粲写之，沈曰“座上无毡，且喜心安身内乐”，正构思下句，夏愈当即云：“吾已得之矣。”对曰：“门前有粟，谁怜眼饱肚中饥。”因为夏家正对粮仓而居。钱溥闻此言后在新正三日，送来六十石米，以周济夏愈（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从上述除夜需要作春联的叙述中，可见当时撰写春联成为重要年俗。清代北京从进入腊月开始，就有文人墨客在市场店铺的屋檐下，摆开桌案，名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一些读书人借给人书写春联，赚些润笔钱。在祭灶之后，人家就开始陆续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北京大小四合院旧时都有门联，这种门联用油漆写在门扇上，过年时再用油漆重新刷饰一遍，性质如同新贴春联。联语大都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吉征祥瑞，居安享太平”一类。苏州人岁暮时节，更换春帖。清初钮玉樵《觚剩续编》说：“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这一习俗传承到晚清更为兴旺，在除夕前数天，街市上有专门写卖春联的，并在门口挂起“春联处”的招牌。春联内容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以及家声世泽诸语；有的集录古代诗文佳句，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等。这样求吉祈祥的联语是“岁岁用之，比屋皆然”（参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二）。清代湖北德安，除夕“家家大门贴神荼、郁垒，曰门神，并以红笺书吉语，曰春联”（光绪《德安府志》）。从桃符到春联，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精神演进的标志。桃符重在驱邪，春联意在求吉，形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民众心态的变化。当代社会在乡村地区，年节春联如旧。但在城市里，新年贴春联的似乎越来越少。衷心期待城市居民门庭在新年时节贴上春联，“焕然一新”，诗意栖居，悦己愉人。
窗花、挂钱、门神像、年画
年节门庭的装饰还有窗花、挂钱与门神年画。
先说窗花。华北年节民谣，“二十八，贴花花”。窗花是剪纸工艺的产品，也是民间美术的样式。窗花何时出现，没有见到确切史料，作为民间美术也难断定确切起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认定为宋代，因为宋代是纸业发展的时代，也是世俗生活蓬勃兴起的时代，民众更加
